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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将死去,但仍前行

时间:2019-09-24来源:网友提供 作者:保罗·卡兰斯 点击:
我将死去,但仍前行

 
  当CT扫描完成后,我立刻开始看片子,诊断结果随即出来:双肺大片包块,脊椎变形。癌症。
 
  我在神经外科的行医生涯中,曾和其他医生共同会诊过上千张片子,确认手术是否能带来希望。面对这张片子,我会在病历上匆匆写下几笔:癌症广泛转移——无手术指征。接着就继续干别的事情了。但是,这张片子不一样——它是我自己的CT扫描片。
 
  我曾与无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坐在一起,讨论他们冷酷的前景——这就是医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如果病人是94岁,患有终末期的失忆症,出现严重脑出血,谈话要容易些。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——36岁,并且确诊是癌症,能说的话就没有多少了。
 
  我的标准说法包括,“这是场马拉松,不是冲刺,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”,以及“疾病可以让一家人四分五裂,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——你们要了解身边人的需求,并且寻求外界支持”。
 
  我从中学到了几条最基本的规则。谈到病情预后时需要坦诚,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间。说话时既要含糊又要准确:“从几天到几周”“从几周到几个月”“从几个月到几年”“从几年到十年或者更久”。我们从不引用具体的数据,通常也建议病人和家属不要在网上搜索关于存活期的数字,因为我们认为普通病人无法细致入微地理解数据。
 
  在听到“X疗法的生存率为70%”和“Y疗法的死亡率为30%”时,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听到这样的表述,大家通常会蜂拥选择X疗法,哪怕这两种疗法的实际效果一样。
 
  我的一个好友得了胰腺癌,结果我就成了他亲友团的医学顾问。尽管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统计学家,我仍然劝他们不要查找数据,跟他们说现在能找到的5年生存曲线至少落伍了5年。不知怎的,我总觉得光是这些数字还是太干巴巴了,或者说,医生在每天与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,还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判断。更重要的是,我有这样一种冲动:保持希望。
 
  你可能会以为,当我的肿瘤医生坐在我的病床边与我会面时,我不会立刻请她告诉我有关生存期的数据。但现在,我已经从医生的角色转到了病人那一头,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样,渴望了解具体的数字。我希望她能认识到,我既了解数据,同时也知道关于疾病的医学真相,因此她应该能为我提供准确的、直截了当的结论。我能接受得了。
 
  她干脆地拒绝:“不,绝对不行。”她知道我会查找关于这种疾病的所有研究——我确实这样做了。但肺癌不是我的专长,而她是这个领域的国际权威。在每次看病时,我们都要进行一场角力比赛,而她总是闪躲着,不提及任何一个数字。
 
  现在,我不再为一些病人执意追问数字而感到困惑了,我反而开始想,为什么医生在掌握了这么多知识,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,还要把问题弄得这么云山雾罩。我刚看到自己的CT片子时,认为自己只有几个月好活了。片子看起来很糟糕,我看起来也很糟糕。我瘦了30磅(约等于27斤),出现了严重的背痛,一天比一天虚弱。
 
  几个月来,我一直怀疑自己得了癌症,我看过很多年轻的癌症病人,所以得知结果时我一点也不吃惊。事实上,我还感觉有些如释重负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显:准备去死。我大哭。告诉妻子她应该再嫁,然后为房贷筹钱。我开始给好朋友写迟寄的信。
 
  可是,在我与我的肿瘤医生第一次见面时,她谈到了有朝一日我将重返工作岗位。那时我会是游魂吗?不会。可是,我能有多长时间?沉默。
 
  当然,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阅读文献。在查找资料时,我总是想找到一份报告,能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数字。大量研究显示,70%~80%的肺癌病人将在两年内死亡。这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希望。可是话说回来了,大部分病人年纪都更大,而且大量吸烟。有没有一份研究针对的是不吸烟的36岁神经外科医生?我年纪轻、身体好,也许这会有帮助?又或者,因为我的病发现得太晚,又扩散到别处,我的情况远比那些65岁的吸烟人士更糟糕?
 
  我的很多亲友对我讲述了种种故事,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妈妈的朋友,或者叔叔的理发师的儿子的网球搭档得了和我一样的肺癌,现在已经活了10年。刚开始时,我寻思着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个人,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些故事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根据的幻想。可是最后,这些故事渐渐渗入了我精通的现实主义的缝隙中。
 
  接着,我的身体状况开始慢慢好转,这得归功于一种靶向药,专门针对跟我的癌症有关的某种特定的基因突变。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,也可以说这样的话:“嗯,我能幸运地活10年,这对我真的不大可能,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”我还抱有一丁点的希望。
 
 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,前路或许会明朗很多。如果我还有3个月,我会去陪伴家人;如果我还有一年,我可以制订一个计划写完那本书;如果我还有10年,我可以回医院治病救人。“活在当下”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意义:我应当拿当下怎么办呢?我的肿瘤医生只是这样说:“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时间,你需要去发现对你最重要的事物。”
 
  在癌症被确诊前,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,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;在确诊后,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,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而现在我已经深切地知道了,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问题。有关死亡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。
 
  医生们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确切的预后,是因为他们做不到。有些病人的预期完全超过了合理范围——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岁,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觉得死期将至——医生们有义务将对方的预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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